当电信业垄断被打破，竞争拉开帷幕后，新兴电信企业历经数年艰辛却迟迟未显激进之态，形成鼎足之势，公认的原因归于电信业政企合一的体制。于是，重定裁判和游戏规则的呼声日渐高涨。千禧之年，电信业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实现政企分开，一个全新裁判在万目期盼中悄然登场，《电信条例》成为裁判手中高举的法典。

然而，通信管理局执法伊始便在一场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中承受考验，三年多的电信监管，电信市场并非如当初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秩序井然、友好竞争，却是风不平、浪不静的另一番景象：网间互联互通通而不畅，市场价格大战此起彼伏，媒体攻击诋毁不断上演……归纳而言，电信市场恶性竞争的本质，一是政府监管体制薄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此为外因；一是企业考核目标单一，自律机制不完善，此为内因。

就管理而言，如果不具备权威，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谈服务的条件和资格；如果没有有效的服务也就没有行业的良性发展，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此，与其它行业不同，通信管理局新官上任初掌令旗，一无声望，二无人财物管制权，法制手段取代了行政管理，此时最要紧的是树立权威，其次才是做好服务。换句话说，就是在管制中施行强制手段而非怀柔政策。乱世以法，安邦以德，社会之规律。当然通信管理局也自有难言苦衷，通信管理局在监管过程中一路荆棘云断征途，十多个人面对诸多运营商的是是非非单打独斗，起初之时，各类违规举报信、案卷如小山般堆积在监管者的案头，重点集中在市场竞争和网间互联上。不仅要处理，还要断得明、审得清。可难点就在这里，对市场竞争，通信管理局兵少将寡，近水救不了远火，经不起五次三番折腾；对网间互联，监控技术手段也远远滞后，障碍处理查无实据。因此，通信管理局在更多的时候扮演着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千辛万苦、口干舌燥地沟通、再沟通，调解、再调解。当然，这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种管制方式只能是暂时的，不能长远。

电信市场恶性竞争，抛开上述监管乏力的问题，企业主体的无序行为也是原因之一。电信业近年历经改革，虽然分营了、剥离了、重组了，形式变了，思想可大多没变，各个老牌电信企业仍或多或少遗留着传统老大的优越感，自视高出云天，谁也不服谁，以前是独家经营，现在一锅饭有人来抢了，从竞争一开始，主观上就过多宣扬竞争，较少强调合作，对内树团队精神，对外却各自为政。

现在一些企业签订了自律公约，这并不代表企业就已经实现了由自由到自觉的转变，体现了竞合精神。自律公约顺利实现的前提是上述两个本质问题的解决，否则，自律公约也仅仅是一些电信企业摆出公平竞争的花架子。明里谁也不会表示反对公平竞争，以致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其中所谓的公平竞争各有各的算计，联通着眼在网间互联上公平竞争，移动侧重在电信资费上公平竞争，电信希望在全业务开放上公平竞争……至于其它的不正当竞争，可不属于他们职责考虑的范畴，一旦真的涉及利害得失，公约的韧性远比不上一张白纸，甚至有少数企业今天还执子之手信誓旦旦，明天就攥拳恶斗尘土飞扬。

一些电信运营集团总公司都公开表态要服从监管，友好竞争，谋求双赢，但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规制下属企业的违诺行为，将之落实到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线颇让人担忧。我们又多次失望地看到，某些基层企业的违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有的甚至还受到默许或赞赏，其遵循的原则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合理合法”这一竞争基本要素被“好猫”定律忽略了，这或多或少地给了冒险者以足够的暗示和勇气。

回顾三年多来的风风雨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共秩序，企业的目标是扩大经济绩效，两者的终极归宿都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到了该深刻反思的时候：“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谢劲良 人民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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