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刚刚闭幕的“两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神州大地响彻一曲雄浑澎湃的大合唱,而“信息化”正是其中一个高昂的声部。信息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在“十一五”的第一个春天充分凸现。“两会”前夕,记者在四川、河南、广东等地开展农村信息化调研时深切地感受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不少代表委员纷纷提出,建设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快信息化建设是一个抓手和重要突破口。“两会”结束后,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立即围绕信息化服务新农村建设,在河北、安徽等地展开高级别的调研。专家指出,要做好以信息化推进新农村建设这篇大文章,必须首先从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化总体需求去破题。解读这个需求,既要基于微观现实的把握,又要基于宏观全局的判断。
那么,农村信息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广大农民对信息的需求有多迫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信息化部门如何支撑?本报在“两会”前夕派出多个记者组赴四川、河南、广东等省深入田间地头调查采访,并走访了国家相关部委和一批专家学者。调研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随着农村市场的涓流成河,随着农村政策的春风化雨,我国农村信息化需求已经春潮涌动。
农村市场:
涓涓细流汇成河
从整体经济水平看,我国农村比城市落后约十年,差两到三倍。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仅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早在10年前,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就达到3960元。
从发展面貌和生活节奏看,我国农村普遍要比城市慢一到两拍。一些流传甚广的新民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什么“现在有的城市像欧洲,有的农村像非洲”,还有“农民刚吃上肉了,城里人又改吃素了;农民刚穿上料子,城里人又改穿布了;农民刚进了城,城里人又往乡下住了。”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如此滞后的情况下,农民需要信息吗?信息化对他们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推动农村信息化,会不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会不会产生新一轮的“大跃进”、“放卫星”?
“千万不要小瞧了农民,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大得很”。在河南开封市尉氏县赵楼村,种菜大户阎广礼告诉记者,“过去我们种地靠天吃饭,现在我们搞农副业经营靠信息吃饭。农民不缺力气,也想挣钱,但有信息和没信息,差别就是一个撑死一个饿死。”

赵楼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家庭经营,种菜养猪是主业。拿种菜来说,城里需要什么品种,种完了之后卖给谁,哪里好卖,作物有病该打什么药,产前、产中、产后都需要信息指导。去年一条关于芹菜、胡萝卜等蔬菜价格要涨的手机短信息,帮助这个村的蔬菜户,平均四分地增收10000元。这极大地激发了村里用信息的积极性,很多农户也纷纷配备上了便宜的手机,定制2元包月的“农信通”短信服务。现在阎广礼每天都要回十多条附近农民向他咨询技术问题的短信。本报对四川、河南近千名农民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4.58%的被访者认为通过现有渠道获取的信息对自己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帮助(详见上图)。
国务院信息办应用推广组赵小凡司长说,当前中国农民不缺土地,不缺政策,不缺补助,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帮助他们致富的信息。专家分析,除了个体农民渴望增收致富的心理外,驱动着农民对信息需求的深层原因是20多年前就在农村率先启动的市场化机制。超前于城市的市场经济实践使得农村对信息的需求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落后城市一到两拍,在很多地方可能反而超过城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发端于安徽小岗村。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就早于城市家庭成为市场的主体。在城里人还吃着大锅饭的时候,农村人就知道把产品和体力拿到市场上交换,开始艰辛的市场化生存。在记者老家四川,农民南下广东打工,北上新疆种粮,时而开煤窑,时而跑运输,哪里有市场的信号哪里就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农业初显轮廓的今天,农民要规模经营,打入国际市场,又面临着产品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困境,在市场信息、生产技术、质量标准等领域产生新一轮信息化的诉求。四川眉山市广济乡是著名的柑橘之乡,年产水果6万多吨。当地联通农业信息网为手机用户开通了水果市场商情的动态通报,受到当地果农的热烈欢迎,该信息网建成后全乡年增收达到200万元。为了第一时间从这个平台掌握供求信息,有100多名外省市客商专门办理当地的联通手机卡,随时随地掌握市场行情、发布采购指令。黑龙江省2004年及时发布大豆价格走高的预测信息就为全省农民,尤其是一些规模化农企增收数亿元。安徽省农业部门“一站通”近两年发布信息十多万条,实现网上交易20多亿元。
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后出台的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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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在全国废除,为农民减负1200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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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工夫,今年要做到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高于去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例高于去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高于去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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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全部免除,2007年扩大到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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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去年增加422亿元。国家基础设施投入重点转向农村。要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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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提出“十一五”期间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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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等“九大行动”,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
中国农村近30年市场经济的涓涓细流正在汇聚成河。如今,非农就业占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0%左右,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十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442万,已达1.082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第一、二位要素。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11.4万个,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从业人数3333.2万,带动农户8454万户。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迫切需要插上信息化腾飞之翼。
政策环境:
春风化雨催潮发
必须看到,一方面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信息化支付能力相当低下。本报调查结果显示。接近90%的农民可以接受的信息费价格每月不超过10元。近八成的被访农民表示他们能接受的终端价格在100~600元之间。那么,农村的信息化市场是一个值得规模投入可以持续运营的市场吗?以大手笔推进农村信息化,会不会诞生新的“泡沫工程”、“政绩工程”?
从整体来看,单纯依靠农民自身,当前的农村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息化市场。中国农民自发的比较密集的信息需求,主要还是来自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近郊农村。然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东风劲吹,随之而来的各项扶持农村发展、支持农村建设的实实在在的政策如春风化雨,带来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潮汛(详见上表)。
以加快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今年2月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第8个“一号文件”。对比这8个“一号文件”,前5个文件的核心都是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后3个文件却是立足于对农村长期给城市“献血”地位的反思,紧紧围绕如何给农村“输血”、“造血”展开的,比如2004年的主题是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的主题是“多予少取放活”支农。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堪称历史上给农民实惠最多的一次“大输血”。中央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专家指出,与过去历次单项的“三农”政策不同,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同时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的战略部署,必将带来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向、产业增长的布局向农村战略转移,原本先天发育不足的农村信息化市场正被加速催熟为一块极富潜力的信息化大市场。
今年“一号文件”的特点是“亮点多、实招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将之概括为五大亮点:一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例、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都要高于去年;二是深化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减负1200多亿元;三是建立新农村的产业支撑,强化对“三农”补贴政策;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解决农民的通水、通气、通电、通路、通信和广播电视“村村通”的问题;五是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通过出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配套政策,新农村建设战略徐徐拉开大幕。今年以来,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告别历史,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两年内也将免除。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其中通信成为投入的重点领域之一。同时,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高达3397亿元。平均到9亿农民兄弟身上,每人“消费”377.4元。专家估算,“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至少为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政府的“投资乘数”原理,仅此一举就可以为相关企业制造5~6万亿元的投资空间。显然,对于国内信息产业而言,“新农村建设”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投资机遇。
在本次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新农村建设对信息化的呼唤随处可见。无论是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还是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技术培训等,要么本身就是农村信息化的内容,要么需要信息化支撑。如果说二十多年前起步的市场经济机制催生了广大农民信息需求,日益勃兴的现代农业强化了农民的信息意识,那么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对信息化更发出了深情的呼唤。在政策带动、政府主导、企业支持、农民参与下,经过重新武装后的中国农村显现出空前的信息化市场机遇。
应该强调的是,在密切关注新农村建设带来的信息化需求和机遇的同时,不能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进行精打细算,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扩大内需的“救急”之举。面对渴望发展、祈求脱贫的农村和农民,企业应该更多地担当起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凸现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内涵。
(胡虎 人民邮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