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它的发明成为整个通信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前，所有的通信都是由实体完成的，比如烽火报警、鸿雁传书。电报实现了用虚拟的方法传递信息，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一百多年来，电报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伴随长途电话，特别是移动电话的发展，电报业务开始萎缩，有人便认为电报即将消亡。我们的故事将告诉您，曾经在通信史上创造过辉煌的电报，其基本价值永远都不会消亡。

电报入京城

清同治十年、十二年，即莫尔斯发明电报的31年后，丹麦大北和英商大东公司先后敷设海底电缆在中国上海登陆，并设局在中国经营电报业务。

又10年后，清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迫于外敌频繁入侵的形势，斥资建成了全长1700余公里的津沪电报干线，并于光绪九年和十年（1883和1884）相继延伸至通州和北京。自此，京城开始自办直通电报业务——内外城分设官、商电局，办理沿线城市国内电报和由沪外商水线经传的国际电报业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中国官方开办电报的元年，也应该是现在的北京网通前身最早的经营史，算来距今已有122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沪粤、川汉、赣粤、京恰（恰克图，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西安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等电报干线相继建成，初步完成了以电报为主体的全国长途通信干线网。也就是说，这时候北京已经开始确立全国电报业务中心的地位。其时，北京电报总局已在清政府各大部设立了14处专门收发官电的报房，其中有4处分支局兼收官商电报。当时，电报是用于长途通信的最主要的手段，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军政部门和商号。传输方式先后使用过三柱人工凿孔、纸条发报的韦斯登快机，键盘凿孔、纸条发报的克利特快机，载波电报机和幻线电路，以及后来的电动机械式电传打字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电报从战争时期主要为军政部门服务，转变为在重点保证党政军机要通信之外，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950年2月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北京为中心，以电报为主的全国长途电信网逐步建立起来。北京先后开通了直达张家口、沈阳、南京、归绥（今呼和浩特）、上海、西宁、银川、迪化（今乌鲁木齐）、广州、贵阳、昆明、福州、成都等37个省、市、区及地方的电报电路，并同时试通了北京至拉萨的有线报路。至此，除中国台湾省外，北京至全国各地均开通了直达报路，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的电报通信网。从此，电报成为人民大众消费得起、使用最多的长途电信业务。1958年9月，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国际国内通信枢纽——北京电报大楼建成，收、发电报随之实现半自动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报与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关，书写了电报在中国发展史上最辉煌的40年。

曾经担任过北京电报大楼甲方施工队队长，退休前是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高星忠先生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电报是公众通信中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上世纪整个80年代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是电报业务在中国最红火的时期，那时一天的报务量就有二十四五万份，报房24小时不停机都发不完。为了保证电报时限，北京一度曾向河北、山东两省借用过200多名报务员支援北京。他形象地说，那时候，你站在北京电报大楼底下就能听见报房里传出的电传机的工作声。无论是在电报大楼工作过的员工，还是京城里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对电报大楼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那座大楼曾经是传递国家大事和关乎亲人安危信息的最重要场所。

从服务官、商到服务百姓

排除外国人让电报从上海登陆的目的不谈。清政府引电报进京城，最初的打算一定离不开巩固自己行将瓦解的统治地位。因此，电报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官，然后是商。这从电报开办的种类就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北京开办电报之初，其种类仅有官报、商报和公电三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也就是北京开办电报的27年后，才增开“报灾电报”，主要用于各省督抚和各县衙门向上汇报非常灾情。宣统元年（1909），当时的邮传部为扩大电报的使用范围，为让距离电报局比较远的用户能方便地使用业务，特别开设了“专送电报”，并规定收报人必须在距离电报局5华里以外才可以享受这项服务。所谓专送就是由电报局雇佣专人投送，并按电报份数收取一定的专送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同年，电报局还增设了“新闻电报”业务。后来，即北洋政府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据当时统治者的需要，电报局又先后开通过赈务电报、同文电报、汇款电报、贺年电报等。1947年3月，当时的北平电报局等31处电报营业点鉴于战争混乱，通货膨胀不断的国内环境，还一度办理过“粮价变动”电报业务。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后，重新规定了电报的种类。内容包括：军政、企业、公益、航行安全、报汛、邮汇、船舶、新闻、公务、普通和书信，共11种；还有6种特别业务，即校对、送妥通知、专送、分送、话传和预付回报费。这以后又经过多次调整。到1985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电报的种类，邮电部重新作出规定，国内电报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和业务性质，电报种类定为8种：天气、水情、公益政务、新闻、普通、汇款和公电，并按不同的传递顺序将电报分为4个等级20种业务标识，每个等级均有其各自的时限要求。

如上所列，电报开放的种类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1881年官方开办电报以来，电报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电报种类的不断调整和新品种的相继出现，正好描述了电报这种当时最快捷的通信方式如何从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发展过程。但是，真正使电报成为社会公众的通信手段，成为老百姓信息工具的，还是新中国的成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服务于北京乃至全国的北京电信部门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网通，牢记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邮电”四个字，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工作的首位。它和北京城发展的渊源关系，与北京人结成的一百多年来的水乳交融，已经成为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烙印。

电报没有消亡

伴随长途电话的发展，特别是移动电话的出现，电报成为萎缩业务，逐渐从电信业务的主角变为一种补充手段。生长于四五十年代的中老年人、曾经在电报大楼工作过的老员工说起电报都会流露出一种怀恋。有位老人这样说：“平民百姓只有遇到急事、大事时，才会选择使用电报。那时候，特别是深更半夜，送电报的摩托声能把整条胡同的人惊醒。一听说来电报了，不是激动就是紧张，因为电报不是让人大喜就一定是大悲。”一位曾经就职于北京电报大楼的员工说，当时报务员发出的最多的电报内容就是“母病速归“一类的急电。特别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电报成为了解亲人安危的唯一手段。这位员工还讲述了一件她印象最深的事：一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带着单位的介绍信和公章，到营业厅给地方法院执行庭发特急电报，电文只有４个字，“刀下留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因为电报传送的信息可以作为文字证据，有法律效力。

如果说这是发生在国内老百姓中的大事。那么，曾经担任过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高星忠讲的故事就应该算是国际大事了。他说：1964年9月底，中国正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典礼。当时中国政府邀请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元首、政府首脑及友好人士。那时候，我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十分友好，邀请了他们多达百名的该国军队和警察部门的将军们前来观礼。但就在国庆节前夕，印度尼西亚突然发生了政变。当晚，在中国的100多名将领同时来到了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等待恢复因政变中断的电报通信，并焦急地探询雅加达的状况。当时作为北京长途电信局值班组长，并代行值班局长职责的高星忠立即向局、部相关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得到明确指示后，直接将现场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高星忠妥善解决了问题。这些都说明，电报曾经在人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担负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大家对电报留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电报并没有消亡。且不说公众电报和用户电报目前仍在国际通信中发挥着作用，并具有法律效力，就电报作为一种传输方式而言也没有消失。一位业界专家说：“目前十分红火的短信，业内很多人把它算作语音业务的增值服务，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短信和电报在基本面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目的都是将一个不太长的信息发送给接收人。短信的收发和当初电报的收发几乎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收发电报要经过繁复的步骤。今天则把打电报的过程简化到在两个手机之间完成了，较之以前更方便、更快捷。站在整个通信业发展的角度看，现在是用新技术做老的应用和服务。就像电报这类在通信方面最老的业务一样，本来将要消失，但由于无线、软件、电子等技术的进步，它又变得很有用、很受欢迎。”现任北京网通数据中心主任（原电报局副局长）的初福全先生概括得更明确。他说：电报是数据通信的鼻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电报不可能消亡。它只是由于新的数据通信技术和手段的出现，发生了业务转型，就像涅的凤凰，电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