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通信部李力副部长忆“红色通信”

李力，安徽巢湖人，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子。1948年秋，24岁的李力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调回

军委三局，先在通信总台当报务员，后到局部业务办公室工作；1949年上半年，任军委电讯总局秘书，参与军事接管工作。1950年初，军委通信部成立。同年4月，李力回到通信部门，直至1989年离休。

这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通信专家，在建国前后参与了北平通信乃至全国有线网的恢复、创建工作，为北平通信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力与北京网通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2007年3月2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北京网通来说，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北京香山专用电话局成立58周年纪念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具有独特的“红色”历史，它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直接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第一个电话局。

这一天，坐落在北京香山公园脚下的香山电话专用局在宁静中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70多位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相聚于此，共同见证了北京香山电话专用局旧址的揭幕仪式。

参加揭幕仪式的人群中，有一位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的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子、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他对建国初期我国开创通信事业的简短回顾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致。出于职业习惯，记者在一个暖洋洋的春日，登门聆听了李力讲述的新中国通信事业草创时期的动人故事，让记者真切感受了通信事业的过去和今天。

尽管已是80多岁的耄耋之年，但李老的记忆力和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还是令记者叹服。一周前预约采访时，李力一句话就定了，其间没有再确认。记者还担心会有变化，其实这正是他做事的风格。进得门来，李力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接人待物平易、谦和，全然没有“高官”的做派，虽戎马倥偬几十年，但举手投足间却流露着儒雅气质。回忆起50多年前北平和全国有线网的创建工作，李力叙述得真切而翔实：

军事接管：

从北平6万门电话到全国有线网

194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为了适应形势，便于统管全国的电信事业，经过中央批准，军委三局改成“军委电讯总局”，王诤时任局长，我是秘书，办公地点就在西长安街3号，原国民党政府华北电信总局旧址。

进城初期，毛泽东主席等住在西郊的香山，中央直属机关大都设在从敌伪手中接管的宅院，虽在市区，却相当分散。当时，我们在香山慈幼院设立了第一个市内电话局，也就是香山电话专用局，最初用的是150门步进制自动交换机。军委三局机关在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2、3号院与广灵伯大街的3号院。这两个3号院的前后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正好相对，联系很方便。

这段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接管，不仅接管华北电信局机关、北平市的电信系统，还要接管位于北小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通信仓库与修理厂。接管地区不仅限于北平，还要组织接管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的通信部门与电信工厂，任务相当繁重。

军管工作紧张有序，内外有别。军委电讯总局是全国电信事业的领导机关，除了组织接管外，还要按中央指示，抓紧筹办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信保障及建立新中国的大事。那时，全国有线通信网路，经过8年抗日战争与3年多的解放战争，已破坏殆尽。北平只有几个电话分局、6万部左右市内电话。长途机务站设在和平门外，简称南局（现在的北京网通厂甸电话局）。由于线路破坏严重，长途业务基本停顿。中央机关进城后驻地分散，急需通信联系，还要注意保密。铁路、交通、电力、广播等部门恢复建设，也离不开通信。整个社会的有效活动，离不开健全的信息网络，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有恢复国内外通信的迫切需求。

为适应形势发展，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不久迁入中南海，军委领导与总参作战部也搬进中南海居仁堂办公。为了保证指挥，电讯总局立即在中南海内设置了几部无线电台，又抓紧筹措在中南海开设内部电话局，名叫“39局”，由彭润田同志具体负责。用户范围不大，除了中央领导成员，就是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电话交换机选用“共电式”，一来用户方便。打电话不用查号码，也不需要拨号，只要说找谁，话务员很快就可接通。首长们比较习惯。二来是人工控制。话务员政治可靠，又是单独布线，有利于保密。再则，那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自动电话交换设备，我们的技术人员对它还不熟悉。因为工作需要，王诤、王子纲与我经中央办公厅审查批准，办理了中南海的“出入证”，有时去电话局、电台了解情况，有时去作战部等单位联系工作，进出很方便。路过菊香书屋与瀛台一带，除毛主席门口有个哨兵外，没有什么森严的警戒措施，让人感觉平静安谧。

因为货币贬值不好掌握，那时各项业务经费都以每斤小米为单位进行计划分配。当年的通信事业费是按照全军人数每人100斤小米计算，按照使用时的小米价格换算成钱，再去开支报销。筹措物资是个难题。根据解放初期的条件，王诤局长与一些技术人员研究后，决定先架通北京到六大行政区（东北沈阳市、华北北京市、华东南京市、中南武汉市、西南成都市、西北兰州市）的有线通信网。采用6米电杆、四线木担、八号铁线，建成后能通话的通话，距离远不能通话的先通电报（因为铜线价格贵不易筹措，载波设备国内还不能制造）。方案敲定即向各地区传达布置，又组织召开了华北通信会议，从就近的地区开始，边施工、边见效，边筹划、边推进，由此迈出了全国通信建设的第一步。由于解放军的革命干劲与优良作风，加之地方留用人员的技术奉献与积极合作，该修复的修复整顿，该新建的新建。没过多久，北京与六大行政区及部分省市首府的有线通信网即初步建成。虽然功能简单，但与以前支离破碎的通信设施相比，毕竟是突破性的成就，也为后来的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周总理与第一条国际长途专线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通信设施和手段也比较落后，即使是为党中央服务的通信手段也不例外。但我们想尽办法，土法上马，利用现有条件保障了党中央的通信工作。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去苏联友好访问。其间，两国政府准备签订正式条约。于是，周恩来总理又率领阵容庞大的政府代表团于1950年1月下旬赶赴莫斯科。经过认真讨论，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中苏友好是当时突出的大事，各方面高度关注。两国签约后没几天，王诤同志突然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周恩来总理要与在北京的陆定一，李克农两位领导直接通电话，商谈重要事情。

当时北京的通信状况是：线路已被国民党破坏殆尽，市内电话勉强可以打，长途都很难接通，更别说国际长途了。即便勉强接通的长途电路，一旦转到市内，质量就没保证，通话需要双方大喊大叫。这不仅不适应领导，而且也不能做到安全保密。怎么办？再难的事情王诤总有办法。为了完成总理交待的任务，王诤副部长与业务技术人员商量后，想出一个办法：在南局扯一条线，突击整治、测试，并通过沈阳、华北军区线路，将电话接到边境，一条临时建设的、安全的第一条国际长途专线就这样开通了。

北京与莫斯科通话时，我先乘车去朝阳门内大街接了李克农，再去中南海接了陆定一，然后陪同他们到和平门大街的电话局三楼，直接从载波机务站接一条线路到隔壁的小房间，完全避开市内电话系统，请他们与在苏联的周恩来总理通话。这个房间提前打扫干净，临时摆了两个单人沙发，一张条几，并预备了茶水。一个临时、简易电话亭就这样建好了。他们通话时，王诤同志与我门工作人员全都避开，在机房与室外进行监视。大约讲了20分钟，话音质量不错，领导很满意。

这次通话相当重要，总政治部也按通知专门派保卫部的张铁处长带几个战士在电话局院内布置警戒。通话完毕，我们高高兴兴地送两位领导回去时，看到保卫工作被如此重视，我们更意识到这次国际长途电话的政治分量。现在的电信事业已十分发达，国际国内电话随时可以打通。建国初期困难重重，连周总理打长途都要如此费心，今天已很难想象。

1950年初，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中央决定成立军委通信部，任命王诤同志为部长，同时，撤消军委电讯总局的番号。这样，我们几个人在4月下旬回到通信部。

北京乃至全国通信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与“红色通信”紧密相关。李老的介绍更印证了这一点。李老与北京网通结下的不解之缘远不止这些。缘未尽，情未了。当他了解并看到现在的北京网通的通信手段如此先进时，欣慰地表示：能在建国初期那个火红的年代为中国通信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点基础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希望北京网通的明天更美好。

该文由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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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平尚祚通信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