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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经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待更新

2015-03-09  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  作者:

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实验室主任陈禹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当今的经济学,包括基本理念和教学,是否落后于现实,是否需要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和补充?一般来说:科学是需要抽象的,任何学科不管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者为了教学的需要,都需要运用抽象和简化的方法。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当客观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抽象和简化与实际情况离得越来越远的时候,理念和方法就需要改造与更新。这就是经济学现在面临的情况。为了解释我们的这个观点,在这里分三层加以论证。

第一,这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

第二,以分工、价值、供给和需求等三个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如何脱离了实际;

第三,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摒弃简单化、绝对化,引进复杂性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一、经济学界呼吁理念和方法的更新。

认为当今的经济学需要理念和方法的更新,这并不是我们提出的。近百年来,这种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年来,在信息化、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新事物、新现象的冲击下,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的理念和教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这里仅举出几个突出的例子。

A.布坎南。布坎南在纪念杨小凯教授时说: “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跳过了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布坎南,“致杨小凯:一个经济学者的敬礼”,载于张五常等《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北京。见该书p5。)

B.斯蒂格利兹。斯蒂格利兹曾说:“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的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斯蒂格利兹经济学文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p3)他还说:“如果中国要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继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理解市场机制的优势和局限性。而许多研究生院仍然在讲授的标准竞争均衡模型,却不能对此做出准确的评价。”(同上书p5)

C.科斯。科斯说过:“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 ┄ 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见“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十条建议”,从网上查到的。原话的出处没有找到,但是从他和王宁的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12月中的论述来看,这的确是他的看法。)

D.黄达。黄达教授在接受2013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时的得奖感言(2013年11月28日,武汉大学)中,关于经济理论的现状讲了如下的两段话:“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不怎么多见。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掌握好经济学的武器,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的经济学,显出有点迟钝、有点保守、有点缺乏锐气,需要进一步提升。”他还说“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制订几个计量模型能够解决的;同样,也不是简单重复经济学本身那些论证了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原理所能解决的。这里需要的不在于细枝末节,而在于提升指导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寻求在哲理、宇宙观、方法论这样的指导思想层面要有新的突破。”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逸闻,说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向皇家科学院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无法预测这样的事件的发生。据说,皇家科学院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地承认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离实际太远。有的学者干脆回答说:“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是,这种事情是无法预测的。”这当然是一个传闻。但是这至少表明了社会各界对于经济科学的失望。

我们在这里重复这些,除了表明这并不是我们提出的之外,还因为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即认为:经济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并没有出问题,只是经济政策的执行者们没有执行好,或者是学习的人们没有学好。或者退一步讲,可能存在着细节和技术方法的可以修正和补充之处,基本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修正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下一段中,举出三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基本理念。

二、 三个需要思考的基本议题。

1.对于分工的理解和认识。

正如熊彼特、布坎南、科斯、杨小凯等指出的,亚当﹒斯密的重要贡献在于首次强调了分工的根本性的作用,而主流经济学的偏颇恰恰就在于忽视了对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而把分工看成是静止的、既定的。杨小凯、科斯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向前推进。

重读《国富论》,我们发现:第二章中的“交换导致分工”的论断是导致这种偏颇的理论根源。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当﹒斯密本人对这个论断是有所保留的。比如就在同一页上,斯密说:“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无法给与解释的最初本能之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这种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见《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P17。)”经过250年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后,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斯密的思考。

对此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详细讨论,只是列出几个基本观点:

并不是所有分工都是由交换产生的;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分工合作,只讲分工是不完全的;

“交换导致分工”隐含了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也就隐含了“经济人假设”;

分工合作造就了新的经济主体,其利益取向和行为规律不能按还原论的思路完全地归结为个体行为的总和;

分工合作改变了劳动者自身,所以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演化进程。

近年来关于合作的研究越来越多,科斯、杨小凯、纳什、圣菲研究所的研究都与此紧密联系,汪丁丁教授、叶帆教授等也已经在这方面发表了研究的成果。现在需要的是,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由此出发进行重构,特别是对于教材的重构。我们可以再浏览一遍萨缪尔森或者中国人民大学的经典教材,看看分工在其中是如何地无足轻重;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学生,在学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后,对于分工的理解和关注。

以阿里巴巴的平台这个生态系统为例,十几年来,不断涌现的新的分工合作的模式使我们眼花缭乱,我们的经济科学难道不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分工合作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提炼和归纳吗?难道我们还应该仅限于大头针工厂的传统案例吗?

2.对于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如果对于“交换导致分工”重新思考,那么就必然也要对于价值重新思考。因为之所以需要讨论价值,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公平地交换”(或“合理地分配”)。如果并非所有的分工都来自于交换,那么价值的意义和适用范围当然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作为一种复杂系统,在我们观察经济系统的时候,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层次间的质的差别是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视角。这里不作进一步的展开,只是希望指出:作为一种定量的度量尺度,任何价值理论总是在一定的定性判断的基础上,一定的层次上、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笼统地、绝对化地强调“一切按钱算”,在理论上是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过分简单化了,在实践中则必然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泛滥。这恐怕也不是市场经济提倡者们的初衷吧?

所以,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路,承认和重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那么,“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价值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些绝对化造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就都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决,无非是承认各自的合理性和使用范围而已。

我们无意否认货币的作用和意义,只是想指出“一切按钱算”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桑德尔的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已经列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但是他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这个“一般等价物”的“一般”是有一定边界的,不是无限的。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价值理论需要重新思考。

关键词:陈禹 经济学 信息时代 信息社会50人论坛 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