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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达维会师 其乐融融

发稿时间: 2021-04-01 09:40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撰文 武锁宁 责任编辑 曾娅 版式设计 刘磊 2021-04-0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穿过了凉山彝塞,突破了安顺场险滩,抢夺了大渡河铁索桥,又翻越了终年积雪、高寒缺氧的夹金山,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在川西北懋功达维镇的会师。两大主力红军的通信部门欣喜相聚,情谊浓浓。

“四方面军出来了!”

金沙江畔,军委三局电台就架设在这个山洞里。

就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千方百计摆脱百万国民党追兵,准备前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两大主力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对此,中央领导非常着急。朱德、刘伯承常去电台询问,要求电台报务人员千方百计联系上红四方面军。

抢渡金沙江前的一个午后,报务员黄萍接班不久,突然听到一组“点急划长”的呼唤信号。凭着以往的收报经验,他断定这是红四方面军一台台长王子纲在呼叫。黄萍一阵惊喜,大喊道:“四方面军出来了!”

王子纲是我党最早的上海无线电培训班学员,也是培训班的辅导老师;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与中央联络的红四方面军一台台长。他的发报手法点急划长,间隔均匀,听起来清晰悦耳,红一方面军的大部分同志虽然没有见过他,但都喜欢跟他通报。

一听到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上的消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欣喜地戴上耳机,亲自上机抄收了一份长报,并把中央红军积压的一些急电发了出去。紧要关头的这次通报,沟通了双方的情况,对中央红军决定北上川西北的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无形的电波将失联多日的两支部队又紧密地联系起来,系上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信息纽带。

虽然这条电报线后来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曲折和风雨,但是王诤和王子纲这两位红色通信人的心一直紧紧相连。自延安时期起,王诤担任军委三局局长,王子纲担任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前,王诤担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王子纲担任电信总局副局长兼北平电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王诤担任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子纲先后担任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局长、副部长;王诤调离邮电部后,王子纲担起了邮电部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的重任。“文革”中,王子纲因所谓“历史问题”长期不能出来工作,已经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工交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的王诤,亲自参加邮电部党组会议,用红铅笔一条条划掉了对王子纲所谓“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并推荐王子纲担任王诤兼任部长的四机部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打倒“四人帮”后,王子纲回到邮电部担任部长、党组书记。

几天信息不通的煎熬,更加深了红一、四方面军对会师的渴望。这次通报也将王子纲和中央红军的报务员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以后很多年,他们每次见面,都会回忆起金沙江畔那次“相逢”的欣喜。

欣喜相聚 情谊浓浓

懋功达维镇会师桥。

两大主力红军欣喜相聚后,大家互通有无、深入交流。为支援红四方面军加强无线电力量,一大批中央红军的通信指战员被调往红四方面军通信战线。

两个“五台”一家亲

随先头部队来到夹金山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五台,最先和军委三局及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战线的同志在懋功会合。

这一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政委伍云甫首先来到红四方面军五台。台长徐明德带着全台同志热情地迎了出来,两个方面军无线电战士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王诤局长观摩了五台的机器和电源,说了许多激励的话。五台的同志还尽最大努力筹备了几个菜招待军委三局的领导。王诤风趣地说:“长征以来,在你们这儿吃的是最丰盛的一顿啦。”

会合后,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互通有无、亲密无间。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五台刚组建,技术骨干少,实际上只有台长徐明德一个报务员,既值班收报,也负责译电,忙不过来。中央红军立即派了一名报务员和两名机要员到五台支援。中央红军一军团电台因缺电不能发长报,五台人员充实后,主动把发长报的任务接了过来。

红五军团的电台与红四方面军五台的驻地邻近,两个“五台”更是天天相互“串门”。红五军团的电台分队队长周维和政委李白正在为供电设备缺油着急。五台把自己仅存的一桶汽油匀了一半给五军团电台送了过来。而五台的设备没有天线电流表,靠安装一个电灯泡来测试输出状态。时间长了,灯泡不亮,影响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把自己手电筒的灯泡拆下来送给红四方面军五台。

1935年6月22日,在北上途中,三局主持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机务、报务人员联席会议。两军会师时,中央红军有十几部电台,而八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仅有五部电台。会师后决定从中央红军先后调出七部电台、30多名技术人员,充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和所属各部队。

难忘的“石头、电线、筐”

两军会师的喜悦和兴奋,可透过两位高级领导迫不及待的“相会”经历看出。

那天,徐向前率10余个团从红四方面军总部杂谷脑出发,沿着黑水河前来与红一方面军接头。中途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抵近黑水河,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徐向前立即约彭德怀到维古河渡口会面。紧接着双方就开始相向疾行,加速向渡口赶来,上演了一段“通信手段穿越古今”的相会佳话。

维古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宽二三十米,河深流急,水寒刺骨。虽已7月,也难以徒涉。平素人们往来都靠铁索桥。然而,当徐向前快马来到维古河渡口才发现,铁索桥已被破坏。

徐向前正在望河心切,突见对岸出现一支蜿蜒而来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着一顶斗笠的人,还未到河边就挥着手向河这边呼喊。徐向前也急忙挥着八角帽大声喊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二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看到对面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来一块小石头。石头上用绳子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我带三军团一部来此与你们会面——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又挥起大斗笠,频频致意。两位领导就用这种原始“通信方式”实现了首次面对面的“交谈”。

后来,红四方面军发挥他们擅长架设有线电话的特长,当晚又一次通过“石头引线”,在河两岸拉起一条电话线,两位领导第一次进行了电话交流,并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方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部队翻过两座山,正午时分到达亦念,发现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又一次隔河相望。正在焦急万分之时,发现了一道过江溜索。徐向前急忙来到岸边,看见一位老乡坐在一个挂在铁索上的箩筐里从对岸滑来。因急于与彭德怀相会,老乡刚一下来,徐向前就学着老乡的样子,急忙坐进筐里,用脚向岸边岩石上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对岸跳出筐子时,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不知道您还有这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笑声压过了维古河的涛声。

彻夜长谈到五更

双方主力汇聚到毛儿盖后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的二台来了三位客人,他们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和红军通信学校的政委曾三。曾三和红四方面军专门负责情报侦听的二台台长蔡威早在上海时就一起做过秘密电台工作,久别重逢分外亲切。经他俩介绍,这些在长征以来通过无线电波紧密配合的战友很快就熟悉起来。东道主蔡威热情地吩咐勤务员烧水泡茶,并让司务长弄饭。曾三听说弄饭,也不客气,对蔡台长开玩笑说:“老蔡,做点好吃的,我们真的饿坏了。”蔡威抿着嘴笑道:“好,好,管你吃得饱。”他们四人一边喝茶,一边交谈,有说有笑,很是融洽。司务长听说招待红一方面军的贵客,把从江油带来的腊肉、中坝带来的银耳都拿了出来,还搞了一大盆牛肉和一大盆米饭……

吃完饭,继续交谈。蔡威介绍了四川军阀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重点交流了破译胡宗南密码的经验,还谈了甘肃鲁大昌的密码特点。曾希圣他们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离开。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人又来到红四方面军的二台,蔡威重点介绍了红四方面军通信、电台和原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曾希圣、王诤介绍了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

听说红四方面军二台没有汽油了,曾希圣第二天就带来了两桶;听说军委二局的充电机出了毛病,二台干脆将自己唯一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了军委二局。

一连三天,你来我往,常常一直谈到五更天。勤务员刘忠生打了一个盹儿醒来,看到他们还在交谈,忍不住劝他们休息一会儿。王诤、蔡威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睡不着呀!”

电报开路 雪山低头

后续部队正午时分翻越雪山的情景。

突破金沙江后,为避免与敌人纠缠、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穿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沿着当时四川省与西康省的边界,一路西进迅速占领了天全、芦山等县,1936年6月来到宝兴,红军决定在这里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进入川西北。

夹金山,又名甲金山,藏语宁旺亚布,意思是又高又陡的山。主峰海拔4500米,山势陡险,终年积雪,氧气稀薄,人迹罕至。当地民谚云:“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猿猴也难攀,要想越过山,神仙来帮忙。”

从来不信救世主的红军,过雪山不靠神仙靠自己。为了探明情况,军委三局决定派汪名震任分队长的22分队随先遣队先行探路。

6月10日,电台分队从宝兴县出发走到夹金山脚下时还一路汗流浃背,随着海拔陡然升高,一下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严冬。身穿被汗水浸湿了单衣的战士,顿觉浑身冰凉,把毛巾、被单裹在身上,依然冻得发抖。但红色通信战士不畏艰难,轮流担着设备,一步步坚毅地向上登攀。他们爬到山顶时,正赶上氧气最稀薄的黄昏时分,感到胸闷恶心、头晕眼花。为了闯过险关,尽快下山,大家不顾山陡路险,将收发报机抱在怀里,滑下雪山,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的会合。

当晚,22分队用无线电把两军先头部队会合的信息以及翻越雪山过程中遭遇的气候变化等情况及时报告总部。收到电报后,后续部队受到了极大鼓舞,同时也根据电台报告的气候变化特点,调整了攀登雪山的出发地点和时间。从7月12日起,后续部队都提前一天来到雪山脚下的硗碛乡宿营,天一亮开始翻越雪山,确保在空气含氧量相对较多的正午前后到达山顶。宝贵的信息,降低了后续部队翻越雪山的风险。

然而,雪山的气候变化无常。走在后面的红五军团过雪山那天,部队刚走到山腰,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山风卷着雪碴像尖刀一样打在战士的脸上。到山顶时,更是狂风呼啸,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脑砸下来。

尽管配属红五军团的无线电三分队前一天在政委李白、分队长周维的组织下做了充分准备,还从老乡家买了辣椒和生姜,煎水给大家喝了御寒,但还是难以抵御大风雪的袭扰。

负责挑运收发报机的运输员老赵一不小心滑进一丈多深的雪坑,政委李白为拉住老赵也滑了下去。分队长周维和报务主任黄荣、报务员郭隆飞赶紧把绑腿解下来结成绳子,费了好大劲才把电台设备和李白、老赵先后拉了上来。

由于严重缺氧,加之救援时用力过猛,黄荣在继续前进时,眼前一阵阵发黑,一个趔趄双脚扎进了一个冰堆里,拔出时发现绑了些羊毛的草鞋掉在雪坑里没能拔出,转眼双脚就冻得发紫。分队长周维立即叫警卫班长从自己的行李袋中取出备用草鞋给他换上。

就这样,战友们你扶着我、我搀着你,相互鼓励着一步步翻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

红色档案

黄萍(1917- 2002),原名黄利祥,江西大余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入党。1932年进入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后并入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红十二军无线电报务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时,调到一分队任报务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报务主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电台任报务主任,后奉命随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电台克服困难,联系上红二、六军团。三大红军会师后,又担任“援西军”电台报务主任。抗战期间,先后任八路军129师电台报务主任、山东纵队无线电队副队长、中共山东分局无线电区队长、胶东军区通信科长、山东野战军东线兵团通信分局副局长、华东军区业务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华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兼江苏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邮电部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解放军通信兵部工程处处长、副参谋长,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副部长。

汪名震,1907年生,河南郏县人。1933年在宁都起义中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报务员、红一军团报务主任,长征过雪山草地时任先遣队无线电分队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四方面军任三十军电台报务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台长、西路军电台台长。后任中央工委三科科长,军委三局井陉天户村大型广播电台发射台建设工程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太原电信指挥局局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外贸部办公厅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顾问。

李白(1910-1949),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原型。出生在湖南浏阳县白石乡板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参加农民运动并入党。192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红军任红四军通信连指导员。1931年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任班长、支部委员,毕业后担任红军报务员。1933年起任红五军团电台分队政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电台政委、新编第四军电台台长。长征时三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三大方面军会师后到陕北。抗战爆发后,到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杀害。

周维(1906- 1970),江西南昌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委通信学校教员、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电台报务员、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长征时任红五军团电台分队长、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电台分队长、红三十一军电台队长。抗战时期任129师无线电台中队长、大队长,129师司令部三科科长兼通信营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三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一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事学院训练部通信教授会主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长。

黄荣(1911-2012),广西河池人,壮族。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4月入党,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参加无线电培训班,毕业后任红七军、红三军团四师报务员、主任,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报务主任,红四方面军二局电台台长,中央军委二局科长。1938年11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通讯队队长,新四军二师通讯大队大队长,新四军军部通讯总队副总队长,华东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华东通讯局副局长。1949年任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信局局长,后历任广西交通厅厅长兼邮电管理局局长,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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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特别视频|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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