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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转战陕北 以动促变

发稿时间: 2021-04-20 10:08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撰文 武锁宁 责任编辑 曾娅 版式设 王小鸥 2021-04-20

1946年6月,国民党拥有400多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和几乎所有的城市;共产党总兵力100多万,仅拥有覆盖一亿多人口的农村根据地。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公然发起了全面内战,扬言只需三到六个月,武力统一全国。如何才能逆转这个失衡的天平?

失地存人 保卫延安

毛主席转战陕北情景。

毛主席转战陕北路线图。

1947年年初,国民党调整战略,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调整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

敌我对比力量悬殊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刚要投降,蒋介石急忙发布通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日伪军原地维护治安。”同时,他从西南大后方调动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各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大量派兵,抢占胜利果实。

8月13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日,朱德电复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错误的命令后,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近向已被我军围困的日伪军展开接收行动。

远在西南的蒋介石,一看自己的车轮比不过早已包围大量日军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是变换花样,从8月15日起,接二连三地发出公开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和谈,妄图以此拖延时间,并把挑起内战的责任强加给中共。

然而,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后,毫无诚意的国民党对谈判没做任何准备。双方一谈就是45天,直到10月10日,双方才签署了一个会谈纪要形式的“双十协定”——《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才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命令。

这段时间,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替蒋介石抢占了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战略要地;用二战物资帮蒋军装备了39个陆军师和8个空军大队;还用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的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蒋军不仅接受了100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还收编了大量伪军。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此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达到430万人,其中可机动的正规军有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仅有61万人。双方总兵力比为3.4∶1。国民党拥有装备先进的海陆空军;共产党的军队不仅没有海军、空军,而且装备基本是缴获日军和伪军的步兵武器,火炮数量也不多。国民党统治着全国76%的国土、拥有3.39亿人口的富庶地区,抢占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占有了全国全部近代工业的人力、物力,还控制了绝大部分铁路、公路、码头。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24%,人口1.3亿人,基本上是山区和传统的农业经济区。双方综合力量比超过4比1。

如此悬殊的差距,让蒋介石集团踌躇满志、急不可耐。1946年年中,停战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停战协议,从中原到华中,从关内到关外,公然发起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内战,扬言只需三到六个月,武力统一全国。

根据地军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奋起反击,顽强迎击蒋介石的多路进攻。到1947年年初,蒋军以被歼70余万部队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105座城市,包袱越背越重、战线越拉越长。

1947年3月,蒋介石不得不调整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双矛攻势”。

失地存人力保机动

在陕北,西北王胡宗南仗着自己装备精良的25万兵马和蒋介石派来支援的六个航空大队的军用飞机,首先向仅有两万多兵力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了攻势。

各解放区的领导同志纷纷发来电报,有的请求西渡黄河到陕北保卫延安;有的请党中央、毛主席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战事。然而毛主席却作出了“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

有的同志对撤离延安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也有的同志为党中央、毛主席冒着敌我力量10比1悬殊的风险留在陕北担心。毛主席在干部大会上耐心地说服大家:“革命圣地延安不能不保,但不能死保。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失人存地,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器,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他背上了这些包袱,我们再来收拾他,跟他清算这笔账。”“守延安没延安,离延安有延安。现在我们放弃延安,但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会回到人民手中。”

毛主席还说:“陕北战场敌我兵力比是10比1,我们其他战场的敌我兵力对比就没这么悬殊。中共中央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投到别的战场去。我拖住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点压力。”

从容不迫撤离延安

为了让胡宗南放手打内战,1947年3月10日,美军观察团宣布调停失败,3月11日美军观察团离开延安。3月12日,胡宗南的25万大军就开始向陕北开进。

从3月12日开始,我军前线部队利用有利工事,且战且退,迟滞敌人,在利用有利地形歼敌5000多人后,开始有序地撤离延安。

3月18日傍晚,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副局长王子纲等留在延安负责通信保障工作的同志,随王震旅长一同在王家坪“请”毛主席撤离延安。毛主席却问:“群众都疏散了没有?房子都扫干净了没有?”王震、王诤等人回答:“都办完了。”毛主席说:“好,那你们可以走了。”

当晚,等到军委三局第一办公室主任李玉奎带队来撤收中央办公处的电话总机、单机和电线时看到,在大家的催促下,毛主席一行才依依不舍、从容不迫地乘车离开延安,撤向延安机场、大砭沟方向。

李玉奎进到毛主席办公室时看到,毛主席临走还在办公桌上整整齐齐放了几本《资治通鉴》,端端正正摆着几张让胡宗南、蒋介石捉摸不透的空白稿纸……

以大带小 科学组网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三局派出四个无线电分队组成通信大队,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期间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指挥。图为通信大队的人员在转战途中。

信息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但是可以通过灵活的信息网络调动物质和资源。如何才能成功地调度敌我资源?在这场“以小博大”的战役开始之际,毛主席特别关注电报通信网络的准备情况。

主席心挂通信网络

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召开会议,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后委和工委分别行动。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军委继续留在陕北,一面牵着多我军十倍的西北蒋军在陕北打转转,一面指挥陕北和全国野战部队抓住机遇各个击破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提前到河北平山县开展中央委托的包括领导土改在内的重要工作。同时,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各机关渡过黄河,在晋绥根据地的临县一带,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毛主席对通信保障和网络部署很重视。中央前委、后委分开行动的前夜,他特意让通讯员把王诤叫来了解情况。王诤立即带着第一办公室无线通信组织组负责人绳吉伦和通信三大队队长黎东汉赶到毛主席住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安排情况。

人员:随着中央的变化,军委三局立即调整为三个部分:由黎东汉、黄贯勤分别任正、副大队长,带4部15瓦电台和报务、机务人员,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保证中央对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指挥;组成以汪名震、陈士吾为正、副科长的工委通信科,到平山县组建工委通信中心,保证中央工委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各地的通信联络;军委三局领导率本部及军委通信总台,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附近,开设集中发信台、收信台,承担中共中央电台的转报任务,并负责与各大战略区、各分局战略台、各地党台联络,负责收、发、转新闻。

网络:为保障毛主席在陕北流动中指挥全军的需要,中央三局对全国通信指挥网作出了科学配置,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建立大功率固定通信基地;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平山建立辅助固定通信基地;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配备多部性能精良的小电台,确保中央随时随地灵活收发信息,即以中间的固定大台联络两头的移动台。两头移动的小电台之间能通则通,若不能直通,则经中间的固定台随时同步转报。

早在抗击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准备阶段,军委三局就转入了战时体制:实行党、政、军统一的通信组织;统一调配电台和通信设施;组建应对变化的多个无线电通信备用电台和备用广播电台;由副局长王子纲和第一办公室的无线通信组织组负责人绳吉伦,采用编定联络暗号的办法,制订了一本专门用于后方集中台和中央台之间的效率极高的“台密”,保证中央军委和后委之间电报信息迅速安全传送;在瓦窑堡、临县和晋察冀、晋冀鲁豫分别勘察筹建新华广播电台的备用台。

听了王诤他们的报告,毛主席满意地说:“通信很重要,你们安排好,我就放心了。”

三局方案备受夸赞

中央前委出发时,军委三局精心挑选了经过长征艰苦环境考验、顽强勇敢的黎东汉担任中央支队专门负责通信联络的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并挑选了长期在三局机关工作、善于解决难题、做思想工作的黄贯勤担任副大队长兼党总支书记,同时从三局机关器材科派出一个机务器材班随中央支队行动,不仅负责确保第三大队的电台设备稳定通畅,还负责为二局系统的第二大队和新华社的第四大队的所有电台及电话设施提供设备维护与器材保障服务。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王诤构想并领导实施的这个独创的“以大带小”的网络,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各战略区、各地党政军的稳定、可靠和不间断的顺畅通信联络。胡宗南占领延安那天,当他刚刚给蒋介石报告所谓的战场“捷报”,并邀请蒋介石来延安视察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就在《小放牛》的乐曲声中准时“开始播音了”……

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对三局卓越的通信保障工作非常满意,曾高兴地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红色档案

李玉奎(1917-1998),湖北红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话队区队长、军部电话员。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央军委警卫团通信连副连长,中央军委三局有线股股长、科长,三局办公室副主任、第一办公室主任,三局纵队参谋长。解放后,历任北京电信局副局长、局长,邮电部基建总局局长、部长助理,邮电科技委主任。1964年任邮电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70年10月任电信总局副局长。1973年6月任邮电部副部长,分管工业、科研、物资供应等工作。在960路微波干线和1800路中同轴干线电缆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导推动邮政编码化和信函、包裹分拣自动化的实现。1984年9月任中国通信学会第二届理事长。

绳吉伦(1920-1991),山东郯城人。抗战爆发那年正在省立临沂乡师读书的他,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赤子之心,扒火车到西安,投奔革命。1938年1月至2月,在西安吴堡参加战时西北青年训练班,2月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入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并入伍,11月被选入军委三局机务训练班学习。1939年3月起先后在军委三局直属电台54分队、55分队任报务员,1939年8月任33分台队长。1940年5月到军委三局机关,先后任一处参谋、第一办公室无线通信组织组负责人。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他负责了前委、后委和工委无线电网络的组织工作,还和副局长王子纲一起,采用编定联络暗号的办法,编制了一本专门用于后方集中台和中央台之间的高效“台密”,保证了中央军委和后委之间电报信息迅速安全传送。1949年6月任军委电信总局业务处秘书,9月任邮电部电信总局业务处秘书。1950年至1958年9月任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1958年8月起任北京长途电信局副局长、局长。1982年8月离休后,他忍受心率严重衰竭的病痛,有求必应,为撰写红色通信史积极提供史料。他逝世前一天是巴黎公社120周年,那天他还随着收音机播放的乐曲反复收听吟唱着《国际歌》。

黎东汉(1914-2007),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入湘鄂赣军区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后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特派员,红18师、红六军团司令部电台队长,八路军第120师无线电中队副中队长,第359旅电台队长、通信科科长,前中原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1947年3月任中央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保障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后任第一兵团参谋处副处长兼通信科科长。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模范”,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任总参通信部副主任、顾问。

黄贯勤(1916-2004),原名黄冠群,河南杞县人。毕业于东岳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1月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延安通信学校学习,后留校任干事。1940年3月到军委三局政治部先后任秘书、科长。1946年6月至1947年8月,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任通信大队副大队长、党总支书记。1947年8月至1949年1月,任新华广播电台井陉大型转播台建台工程处副处长。1949年2月进京接管北京电信工作,后任军委电信总局处长。1950年2月任邮电部财务司副司长。1953年7月任邮电部计划司副司长。1956年8月任邮电部计划财务司司长。1959年9月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61年10月任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64年9月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74年9月起任邮电部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1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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