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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通信精神是我永恒的信仰
一位入党73年老党员的初心故事

发稿时间: 2021-05-10 11:04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陈蔓丽 整理 2021-05-10

谢生和他珍藏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叫谢生,是一名来自中国移动的老党员。1929年2月1日出生于中国香港,1943年成为一名交通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担任广东省肇庆市邮电局局长。几十年间,我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考验,始终如一、初心不改。

红色通信精神的种子悄然发芽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本就贫困的我家更加穷困潦倒。父亲离家谋生杳无音信,走投无路之际,妈妈、哥哥和年仅12岁的我只能去香港启德机场当挑夫,参与机场扩建工作。因拿了工地的旧板块、碎木头回家做柴火,被日军关进仓库,守仓库的师傅将我介绍给当时在东江纵队情报站横岗分站当站长的陈松,于是,我成了交通站的交通员,从此开启了我红色通信的一生。东江纵队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党中央领导下,东江纵队在广东东江地区长期坚持敌后独立作战,在香港秘密营救数百名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积极营救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赢得了盟军信任,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展。

1943年5月,在东江纵队情报站横岗分站当交通员的我,来往于九龙、新界、上水、深圳、倭寇军营和东纵情报总站之间,传送情报。那时,没有通信设备,只能靠双腿传送信息,有时要赤脚跋涉六七十里路,经常踢翻脚指甲,即便伤口发炎和溃烂,也不会停下。为了顺利在日寇、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搜查下传送情报,我学会了纯正的客家话和香港白话来隐藏共产党情报员的身份。我加入情报站时年纪尚小,在身边老同志的感染和教育下,在心中种下共产主义的种子,通信成了我一生的事业。

红色通信精神的藤蔓茁壮坚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煽动当地乡绅、地主武装,对东江纵队的共产党员进行大肆搜捕和屠杀,在共产党游击区开展“围剿”行动,7万多国民党士兵驻守增城、博罗、龙门、从化的大小要道、村庄,经常到山上、村里进行搜查。我们东江纵队交通站为了隐蔽,跟各个部门失去了联络,只能在山上东躲西藏,半夜找机会下山寻找食物,交通站3个人只有一条军毯,饥饿和寒冷成了日常,但解放人民的信念让我挨过了1945年的冬天。

1946年开春的时候,我们终于遇上了罗浮大队(东江纵队第四支队),又开始为组织传递情报,同时肩负侦察敌情的工作。国民党军队的搜查严密,我们多次遇上搜查分队,一次次死里逃生。有一次,我们去柏塘侦察,国民党军伪装后蹲在山上埋伏,当枪声在身后响起时,我与战友只能分头躲避,我从四五米高的崩岗上跳下,双膝流血也不敢停,往前跑了三四里地,躲到一口棺材中才逃过一劫。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逃避追捕的途中,我身边的战友也曾被捕,但是我们绝不屈服,我们都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最坚定的信仰和最执着的追求,这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心中分外坚韧。

红色通信精神的枝叶逐渐繁茂

1946年,我们部队要撤回北方,我被编入山东军区,开始在教导队文化连学习文化知识。我跟随东江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成为电台报务员。野战军经常夜间行军,到了驻地要马上架起通信设备,战胜奔走几十里路的疲惫,专心致志收听、抄写信息,因为一旦疏忽,就可能导致战士们流血牺牲。我们当时只有5瓦至15瓦的无线电台发报机和再生式收报机,如果天气不好,传输信号更是比银针落地的声音还小,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雷电天气时,我们就用身体充当信号加强器,将天线含在嘴里,冒着引雷的危险接收电报。

我们部队参加了金乡阻击战、津浦伏击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万山战役等多场战役,敌人的炮火一次次对准我们。在多次轰炸中,我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战友,曾生司令员带领我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们两广纵队根据中央指示死守津浦线上的防线,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战友们伤亡惨重,作为报务员的我们也要扛起枪上前线。

“解放穷苦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信念让我们在硝烟和鲜血中舍生忘死,无数同志倒下了,更多的同志向前行进,在无数将士的前赴后继中,我们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红色通信精神在我心中不断生根,枝繁叶茂,支撑我在每一场战役中勇敢拼搏。

红色通信精神的根脉永扎心底

解放后,我多次辗转,最终离开工作了近十年的部队,到广州市电信局工作。1951年我又调到肇庆,担任专区交通局(后来是专区邮电局)电信科科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造反派”大肆占领通信枢纽,抢走战备电台。通信业务关系国计民生,我们只好请军分区派人员保护机务站,同时,多次带领线务人员抢修通信线路。当时,一些接省的线路被严重破坏,无法接通,多方商议之下,我从四会地区和清远开辟了新线路至广州,让地方得以与省委联系。

“造反派”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为由,大肆构陷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同志,更有甚者编造离奇的莫须有罪名陷害与自己有矛盾的同志。不出所料,“造反派”将脏水泼到了我的身上,他们怀疑我从香港回内地参加革命的动机,质问我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经过多番盘问,也只能得到其他人关于我勇敢作战的回答。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将我赶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后来,又把我发配到肇庆铸造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从未彷徨和摇摆,红色通信精神始终在我心中,指引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973年,省邮电局的老领导到肇庆检查工作,发现我竟然在铸造厂工作,将我调回地区邮政局。后来邮电合并,我担任了肇庆市邮电局局长。离休后,通信行业不断发展,我也在1998年转入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肇庆分公司。

我当了一辈子的通信员,荣誉和勋章都根植通信行业,红色通信精神是我一生的信仰,红色通信基因是我心底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峥嵘岁月,我们党依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如当初前赴后继的战士所坚信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我衷心地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辉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同时我也希望,红色通信精神能够进一步传承和发扬,通信战线的同志们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幸福生活作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谢生担任肇庆市邮电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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