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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中国通信事业|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发稿时间: 2021-05-17 11:04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撰文 武锁宁 责任编辑 曾娅 版式设计 刘磊 2021-05-17

全国解放前后,来自人民解放军红色通信战线和各根据地红色交通战线的数千名骨干,展开了对旧中国电信和邮政业的全面接收,把宝贵的红色基因深深植入了新中国通信行业,红色通信的光荣传统在邮电通信行业薪火相传。

红色基因 注入行业

南下干部营营长李临川(二排左五)等军代表接管上海电信后,与上海市话局骨干的合影。

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大进军”进程中,各野战军通信机构主要领导先后率领主力阵容转入地方邮电通信战线;来自老解放区的一大批交通通信战线的骨干,也随着解放大军一路南下,进入邮电通信行业,成为新中国各地通信企业的领导骨干。红色基因深深地注入了邮电通信行业。

前进前进接管通信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规定:“凡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中央同期还明确指示:“邮政和电信两大系统实行短期军事管制,再由政府部门予以接收。较大的城市由当地军管会接管,较小的地区无军管会组织的,由当地驻守部队接管,或由当地军民联合机构接管。”

红色通信战线的各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做好解放军进军全国的通信保障工作的同时,调集骨干力量,迅速展开各地通信机构接管工作。

战略决战以来,从东北、华北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的通信指挥系统“一把手”——段子俊、钟夫翔、刘克东、张有年、曹丹辉、张瑞,都率领通信骨干相继转入了地方通信管理部门。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从南下干部营到南下工作团,大批红色通信战线的骨干服从大局、东奔西走,哪里需要就冲到哪里。

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通信部门预计渡江作战、接管新区需要大批干部,于是从各军区、各部队选调了300多名通信骨干,于1949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个南下干部营,包括一个营团以上的接管干部连和一个连排以下的接管连。干部营由李临川任营长,刘化乡任党委书记、教导员,何永忠任副营长。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黄萍、李临川带领23位干部接管了上海电信,力一、刘化乡带领47名干部接管了上海国际电台。与此同时,何永忠带队接管了浙江电信,并迅速恢复了南北通信。

1949年8月,中央决定,第二野战军转战西南,刚刚担任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上海电信总军代表的黄萍,立即带领一批干部赶往南京接手电信管理机构,后兼任江苏邮电管理局局长。李临川也把上海电信局的工作移交给黄荣,赶往无锡接任苏南电信指挥局局长兼书记。1950年6月,苏南电信指挥局与南京电信特别局合并组成江苏电信管理局时,李临川又赶往合肥,领导筹建安徽省电信管理局和安徽邮电管理局,10月担任了安徽省邮电管理局首任局长。

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华中,一路激战、一路接管,接收人力紧张,中央决定把接管华南的工作交由刚刚完成北京接管工作的叶剑英负责,并指示中央组织部尽量给华南分配一些干部。

接到中组部通知后,军委电信总局非常重视,决定由刚刚完成天津接管工作的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钟夫翔出任中南电信接管部部长,并从电信总局和天津、北京等华北相关单位,调集了林爽、刘澄清、林青、梁健、吴元亮、麻福芳等一批得力干将,组成了近百人的“南下工作团”,迅速赶往广东,与从香港回来的钟韵等华南电台的战友们会合,展开广东电信机构的接管工作。“南下工作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很快顺利完成接管任务并打开局面。

南下南下基因种下

在解放大军奋勇前进的同时,从金陵支队到长江支队再到西南服务团,来自老区交通战线的一大批交通通信骨干,也踏上了随军接管通信机构的征程,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南下故事”。

渡江部队解放南京、上海不久,毛主席分别给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发出指示:一是让刚刚解放并接管南京、南昌、安徽的第二野战军,全军向大西南进军;二是让刚刚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一方面乘胜南下解放福建,另一方面派出干部接手第二野战军的地方接管工作。

这样一来,第三野战军一方面要接手第二野战军刚解放的江苏、江西的地方工作,以便第二野战军腾出手来挥师西进;另一方面又要迅速展开福建的接管工作。那时,他们渡江前从山东和苏北解放区调集的1.7万“南下干部”已经基本用完,接管力量严重不足。

恰在此时,由第二野战军从太行、太岳挑选并培训好,原打算配合第二野战军接管江南的4000多名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千里迢迢到达南京。

正在苏州牵头组建福建班子的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提出,能不能把第二野战军培训好的接管队伍转给第三野战军,以解燃眉之急。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立即表示支持。

这样一来,本来准备接管江苏的长江支队一下就变成了“闽江支队”。4000多名“老太行”立即出发随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开赴山高路远、敌情严峻的福建前线。后来这批干部全部在福建扎下根,把一生献给了福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涌现了一批以谷文昌为代表的全心全意服务福建人民的好干部。在通信战线,上世纪80年代初,领导福建邮电部门领全国之先、引进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的功臣——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郝峰云也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郝峰云出生在河北邢台营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2月参加129师先遣队,先后担任电话员、报务员、电台分队长。1947年5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时,他因患疟疾被留在后方医院。入选“长江支队”后,他多么盼望回到魂牵梦绕的老部队。但是,当组织让他继续南下福建时,他作为“长江支队”五大队的中队长、通信科长,坚决听从党的召唤,一口气来到了福建最南面的龙溪地区,挑起了领导接管漳州、厦门通信机构的重任。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担任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郝峰云,领导福建电信在全国率先引进万门程控电话,为全国电话网跨越式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长江支队”下福建后,为解决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的干部问题,华东局随后指示第三野战军的大后方——山东老区又挑选了5000名老区干部,分批赶往南京向第二野战军报到;同时配合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在上海、南京从大学生和工人优秀分子中招选接管人员。

在研究进军西南的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邓小平同志强调说:“就叫西南服务团,这更能体现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调集组建西南服务团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除了党政干部,要配齐公安、邮电和新闻专业干部。

因此,作为西南服务团重要组成部分的通信接管服务队伍也很快组建。此前担任过中原区电信管理局局长,后随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领导南京电信部门接管工作的叶云章局长再次披挂西征;刚刚完成国民党“首都”电信机构接管工作的马焕樾,又担起了“陪都”重庆的电信接管任务;来自山东战邮,参与了南京电信局前期接管工作的郭克刚和圆满完成了南京邮政局接管工作的于淳,根据组织安排加入西南服务团,担任西南服务团通信大队的领导。

1949年10月2日,开国大典第二天,当配合第四野战军完成衡宝战役的第二野战军主力开始转身挺进大西南的时候,西南服务团也从南京出发,开始一日百里,追赶西南解放大军。

在那万马奔腾的岁月,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县市,服务团立即跟进接管。很多县市头天解放,第二天就恢复邮电业务。有的县城过去从来没有电信业务,服务团就借助原有的邮政机构,“邮电合一”,用无线电手段很快开办了电报业务。

邮电体系 逐步形成

邮电部成立后,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增加服务网点,邮电部门分三步建立了新中国的邮电管理体系。

电总邮总提出倡议

1949年下半年,在全国政协筹备期间,军委电信总局和华北邮政总局及华东邮政总局领导一起在北京开会研讨,建议新中国政务院成立邮电部,对全国邮政和电信机构实行统一领导。

他们考虑到:一是邮政、电信的社会功能相近,都是传递信息的机构;二是邮政、电信都是覆盖全国的网络,组织结构相似,邮电合一,可减少机构数量、提高管理效率;三是当时全国75%的县设有邮政网点,而通电信业务的县不到全国总数的30%,实行邮电合营,可以利用邮政网点快速展开电信业务。

在东北,1946年10月就成立了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尝试邮电合一;在华北,1948年就进行过邮电合一的探索;在山东,1948年济南解放后也成立过邮电合一的济南特别市邮电局,1949年2月,山东还曾一度组成了山东邮电管理局。

因此,研讨会共同提出了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中设立邮电部的建议。

密切合作共襄国是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经到达北京的全国政协代表作关于新政协组成的报告,当晚将写有“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内容的《共同纲领》草案分送给代表。草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提出政务院设立邮电部。

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朱学范出席了政协筹备会议,参加了《共同纲领》和《组织法》的讨论。那天会后,陈云到北京饭店看望朱学范,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担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诚恳推让,建议部长一职还是由共产党的老同志担任,自己做一个副手协助工作为好。陈云说:“你是邮工出身,懂邮政业务,1936年就去苏联考察过邮电建设,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请不要推辞。”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正式通过。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朱学范为政务院邮电部部长,王诤任副部长。同期,中共中央决定王诤任邮电部党组书记。

10月21日上午,王诤来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办公室会晤朱学范,商讨邮电部的办公选址问题,确定就在西长安街3号院(今13号院)办公;研究了部办公厅和总务处两个机构的人选,确定申光任办公厅负责人、李乾担任总务处负责人,由二人牵头展开部机关前期筹备工作。

10月24日,邮电部开始在北京市西长安街3号院挂牌办公。10月29日,邮电部举行首次扩大部务会议,通过邮电部组织系统草案。11月1日正式启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印信。

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信总局改为邮电部电信总局,李强任局长,王子纲、孙俊人任副局长。11月6日,华北交通部邮政总局改名为邮电部邮政总局,苏幼农任局长,赵志刚、谷春帆任副局长。明确两个总局在邮电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来自人民解放军通信战线、各根据地的红色交通战线的革命前辈和来自地下战线及爱国民主战线的革命进步力量,如滚滚的洪流汇在一起,形成了新中国的邮电大军。

邮电合一三步到位

邮电部成立之初,全国邮电的管理机构是五级架构:在邮电部分为邮电部机关和邮政总局、电信总局两层,在各大区分别设有大区电信管理局和大区邮政总分局;各省分别设有省电信管理局和省邮政管理局;地市县分别设有邮政、电信现业局。各级邮政、电信都有两套班子,机构较多。1949年11月,邮电部成立后,开始分三步启动邮电合一的进程。

第一步,1949年11月起,邮电部成立不久,就按照“邮电合一”的原则,合并部、大区、省、现业局的邮电机构。首先将邮电部两层管理机构合并成一层,邮政总局、电信总局调整为业务主管局;同时,建立统一的办公厅、财务司、物资供应局及人事处、劳动工资处、国际关系处等管理机构。将大区、省及现业局的邮电管理机构合二为一,各级机构比此前减少一半,五级管理变成了四级管理。

第二步,1950年9月起,按照强化部、省职能的原则,将大区邮电管理局职能转化为以督导为主的机构,进一步减少了职能的层级。随着大区管理职能集中到部,邮电部机关的厅司局处增加到11个。其中,6个职能厅司处分别为办公厅、计划司、财务司、人事司及劳动工资处和国际关系处;5个业务局分别为邮政总局、长途电信总局、无线电总局、市内电话总局和统一的物资供应局。

第三步,1954年12月起,又按照精简层次的原则,撤销了大区管理局,将邮电管理机构调整为后来长期稳定的三级管理体制。撤销大区管理局,后加强和细化部省两级管理功能,邮电部厅局司增加到24个,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邮电的管理体系。

历史一瞬

接管妥善 人心思归

电信接管工作得到了各地电信企业地下党组织的大力配合和广大邮电职工的普遍欢迎。信息传到国外,原国民党交通部派往日内瓦参加无线电会议的中国代表宗之发毅然发表声明,回归北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无线电通信发展迅速,国际电联于1948年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国际电联行政理事会及临时频率委员会等一系列专题会议。受原国民党交通部指派,上海国际电台副总工程师宗之发为代表,工务处长林定勗为秘书,组成“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于1948年1月20日赴瑞士出席相关会议。因为议题连三接四,会议一直开到1949年5月27日,此时上海解放还在进行。

接管国际电台过程中,军代表刘化乡了解这一情况后,就与原国际电台技术负责人卢宗澄一起商定,从国际电台给他们发出了一份密电:“上海已经解放,很需要人,你们何时回来?”并通过也在国际电台人事部门工作的宗之发的妻子给他写信,如实地介绍共产党接管国际电台后的情况,动员宗之发起义回国。

经过细致的工作,宗之发他们勇敢排除了国民党派往日内瓦的“特使”的干扰,在国际电联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按照新中国邮电部的意见发表了“中国代表团”的公开声明,然后离开瑞士,于1950年3月16日辗转回到北京,向邮电部电信总局汇报了会议情况,并对未来新中国的国际无线电通信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副部长王诤接见他们后,正式聘任宗之发担任电信总局顾问,林定勗担任电信总局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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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特别视频|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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