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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战争”的意义

2010-08-1210:59

继谷歌因为街景车涉嫌非法收集家庭Wi-Fi网络信息而遭遇麻烦之后,另一家知名的加拿大公司RIM生产的黑莓手机最近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德国、印度等国也遭遇了麻烦:这些国家或是颁布禁令,或是发出警告,部分或全面禁止使用黑莓手机的某些功能。理由则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比较有趣的是,从8月6日开始,才有新闻报道称RIM的母国政府加拿大外贸部长开始与阿联酋就此事进行接触,反而是加拿大的好邻居美国看不下去了,美国国务院仗义执言地跑出来对阿联酋宣布的禁令表示遗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介入了相关的谈判。

美国的介入,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这些国家担忧的关键所在——问题不在黑莓本身,而在于黑莓对国家权力的挑战,更具体地说,是对国家控制信息能力的挑战。

回到基本的技术层面,这次惹上麻烦的恰恰是黑莓手机最主要的特色:当1998年RIM公司把黑莓弄出来的时候,他们做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台 “移动电子邮件系统终端”。其目标群锁定在具有企业级应用的客户上,以推送式电子邮件(就是常说的Push Mail)为最主要的卖点,确保无论身处何地,客户能够“安全”地接入其企业内部电子邮件服务器。与此相应的,黑莓系统使用了强力的加密系统,以确保企业用户商业机密的安全。通俗地说,当任何一个人、一群人在使用黑莓彼此进行通讯时,即使有人从公开网络上截获了他们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仍然是处于加密状态,内容将是很难或者无法被破解的。大型公司当然很喜欢它,因为商场如战场,这可以避免对手刺探情报,但同样需要进行秘密联络的恐怖分子、人权团体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对黑莓青眼有加,因为这同样意味着可以进行秘密而安全的通讯,无需受到监控,政府显然就比较头大了。

目前来看,解决方案基本有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公开授权政府监控网络通信内容,并要求网络服务商与政府合作,允许国家安全机构获取相关的信息。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通过了《爱国者法》、《国土安全法》,修订1978年《外国情报法》、1934年《通信法》,授权相关部门进行监听,规定服务商采取包括让政府部门获取服务器硬盘数据在内的各种方式与政府进行合作。以这些法律为基础,凭借自身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自然垄断优势(即大量网络的关键基础设施位于受美国法律管辖的领土上),美国政府确保了其应对信息技术挑战的能力,包括允许政府部门在必要时下令关闭某些服务器,乃至切断对某一类别域名进行解析使其从网络彻底消失。

第二种则以此次事件中涉及的阿联酋政府为代表。2009年7月22日前后,阿联酋最主要的电信运营商Etisalat推出一款由美国加州SS8 公司开发的黑莓手机“升级”软件,要求用户进行系统升级,该软件实质是一款间谍监控软件,升级后将在手机中开设一个“后门”,允许政府进行监控。这是一种典型的临时替代性手段,以技术方式谋求在无法对境外服务器进行监控的条件下,弥补政府监控能力的不足。

从效果看,替代性技术解决方案并不理想,大量用户抱怨升级之后手机电池消耗加剧,效能急剧下降。最终,阿联酋、印度等国家回到了美国的模式,以法令强制要求黑莓进行选择:要么在其加密系统中为政府保留一个监控的官方后门程序,并在相应国家国内设立服务器,接受监管;要么就彻底禁止加密邮件与即时信息传送。

阿联酋、沙特乃至印度、德国对黑莓手机的担忧源自其国内诸多团体(包括人权活动分子、恐怖分子)借助移动加密通讯系统进行组织策划,并实施挑战政府权力乃至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从这点来看,此类纠纷的发生与2010年谷歌计划撤离中国大陆市场的风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持续增长的信息技术赋予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国家权力的新能力,并且与特定国家联合实施这种挑战;另一面就是感觉受到某种“生存性威胁”的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对这种挑战。

后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持续放任技术发展和能力的蔓延,最终结果将是迫使各个国家在信息世界筑起并强化各种类型的国界,削弱乃至最终切断自由的跨国信息流动,同时阻断信息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收益和弊端。

从政府立场来看,各国各自为政来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已经无法跟上信息技术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包括加密移动互联网接入终端在内的各种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日益要求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建立一套通用的信息管控标准,对相应的挑战作出回应。占据先发优势的国家如何与担忧安全和控制能力的国家达成妥协,建立和健全管理全球信息空间的通用标准或者说国际标准,将日益成为值得各方关注的重大命题,黑莓风波的意义,也在于此。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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